永春五一水库“人巡+机巡” 筑牢防汛安全网

□融媒体记者(jìzhě) 谢伟端/文 受访者/供图（除署名外）

据泉州(quánzhōu)市侨联2023年(nián)统计，泉州作为全国重点侨乡，现有950多万泉籍华侨(huáqiáo)华人分布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散布于泉州城乡的华侨民居，既是华侨文化的物质载体(zàitǐ)，也是连接海外游子与故土的情感纽带。

近日，泉州小山学堂“泉州学·文史系列”邀请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、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理事梁春光，分享“泉州华侨民居探珍”讲座。本文结合讲座内容(nèiróng)和权威(quánwēi)素材，深入挖掘泉州华侨民居承载的(de)历史文化与侨乡情怀，探寻(tànxún)华侨建筑特色。

形制格局的创造性(chuàngzàoxìng)融合

华侨民居杨家大楼“六也(yě)亭”体系完整，融合多种建筑风格。

泉州华侨民居最显著的特点是中西建筑(jiànzhù)元素的创造性融合。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拼凑(pīncòu)，而是基于华侨对(duì)两种文化的深刻理解所进行的艺术再创造。

在晋江金井镇(zhèn)，一座座“番仔(fānzǎi)楼”华侨民居巍然矗立。这些建筑完美地将闽南传统“五间张”布局与南洋商业建筑功能巧妙结合。底层通常设计为拱券廊柱式商铺，形制明显(míngxiǎn)受东南亚殖民时期骑楼(qílóu)建筑的影响，既(jì)适应南方多雨的气候，又满足(mǎnzú)商业需求；上层则保留着典型的闽南民居格局，燕尾脊高翘，红砖墙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(yìyìshēnghuī)。这种“下商上居”的空间布局，生动再现了华侨“下南洋经商、回唐山建房”的生活轨迹。

陈光纯故居(gùjū)建筑风格中西合璧，如今成为游客打卡地。（泉州(quánzhōu)晚报资料图）

鲤城区的(de)陈光纯故居(gùjū)（建于1912年）是(shì)中西合璧的典范。据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档案记载，这座建筑的外立面采用典型(diǎnxíng)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，罗马柱与拱券的搭配庄重大气，窗框饰以精美的西式浮雕。内部却保留标准的闽南传统院落格局：“一进三开间”的天井布局，厅堂(tīngtáng)两侧对称分布着厢房，正中厅堂供奉祖先牌位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故居内的雕花木作采用闽南传统的漆金工艺，而楼梯栏杆则使用当时最先进(xiānjìn)的铸铁技术，传统与现代的碰撞，体现(tǐxiàn)了华侨在接纳(jiēnà)西方文明的同时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。

石狮的景胜别墅(biéshù)展现了更复杂的文化融合。据石狮市文物保护中心的研究资料，别墅命名取“风景优美”之意，其(qí)建筑理念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(nèihán)。庭院布局严格遵循中国传统风水学说，主体建筑坐北朝南，左右护厝对称分布。门楼却大胆采用巴洛克风格的山花装饰，雕刻西洋卷草纹与中国传统的“福禄寿”三星图案。这种看似(kànshì)矛盾的组合，实则体现了华侨“中学(zhōngxué)为体，西学(xīxué)为用”的处世哲学。

南安的林路大厝是另一杰作。据《南安华侨志》记载，林路先生在新加坡建筑(jiànzhù)界享有盛誉，他将海外学到的建筑理念与家乡传统完美结合。大厝外观保留(bǎoliú)闽南红砖建筑特色(tèsè)：红砖白石、燕尾翘脊、出砖入石。空间布局却(què)突破传统单层建筑的局限，左右护厝均设计为二层结构，这种“楼化”的处理手法明显受到西方建筑的影响。尤为独特的是，大厝的地砖全部从南洋海运而来(lái)，色彩斑斓的釉面花砖(huāzhuān)为传统建筑增添了一抹异域(yìyù)风情。

泉州(quánzhōu)地域广阔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的华侨民居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，这种(zhèzhǒng)差异性正是泉州华侨文化多元包容的生动体现。

在安溪县蓬莱镇，胡氏家族的(de)白头格(gé)大厝群堪称建筑(jiànzhù)奇观。据《安溪县志》记载，这座(zhèzuò)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建筑群(jiànzhùqún)，前后历时30余年才最终完工。建筑群采用罕见的马蹄形布局，八九栋建筑错落有致地环绕着(huánràozhe)中心广场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厢房墙面上的贝壳拼贴装饰，工艺源自菲律宾吕宋岛，是华侨引入南洋技艺的明证。当地民谣“有白头格富，无白头格厝；有白头格厝，无白头格囝新妇(xīnfù)”，生动道出了这座建筑群的珍贵价值。

安溪龙涓乡的(de)联芳楼与德美楼则展现了华侨对传统(chuántǒng)土楼形式的创新。据安溪县博物馆的调研报告，这两座由印尼华侨建造的土楼，打破了闽南沿海地区(yánhǎidìqū)以红砖建筑(jiànzhù)为主的传统。联芳楼为圆形(yuánxíng)双圈结构，外圈三层，每层24开间，三楼外围设有突出的楼斗用于瞭望；德美楼为方形单圈两层通廊式。有趣的是，据《安溪华侨志》记载，这两座土楼的主人本是邻居，因互相较劲，一栋(yīdòng)盖两层，另一栋就盖三层，这种“攀比(pānbǐ)”造就了独特的建筑景观，也反映了华侨强烈的竞争意识。

枪楼具备强大(qiángdà)的防御功能

永春县的(de)“枪楼(qiānglóu)”民居则别具特色。据(jù)(jù)永春县文物保护(bǎohù)(wénwùbǎohù)单位调查，这些民国初年的建筑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其强大的防御功能。墙体厚度普遍达到1.5米，二层以上开设射击孔，顶楼设置环形瞭望台，部分配有早期警报系统。这种“家堡合一”的建筑形制，与永春华侨多(duō)从事东南亚矿业、常遇匪患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。据《永春县志》记载，1923年，当地华侨集资兴建了7座枪楼，成为保护家族安全的重要屏障。

泉州华侨民居的装饰艺术堪称一部浓缩的中西文化交流史，每一个(yígè)装饰细节都蕴含着丰富(fēngfù)的文化密码。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南安蔡氏古民居的石雕艺术达到了(le)令人惊叹的高度。根据国家文物局(guójiāwénwùjú)的保护档案记载，其庭院中的二十四孝石雕群，每幅(měifú)图案都巧妙融入西洋透视技法，人物衣褶处理采用罗马雕塑的“湿衣效果”，形象更加立体生动；而背景的山水(shānshuǐ)刻画则保留(bǎoliú)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留白意境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(yìshùfēnggé)。门墩石上的“鹰球”雕刻将雄鹰爪握地球的南洋殖民地徽章图案，赋予“英雄志在四方”的中式(zhōngshì)解读，成为华侨文化认同的视觉象征。

陈光纯故居的(de)装饰细节同样精妙。其铸铁窗花全部从英国利物浦进口(jìnkǒu)，图案却被设计成中国传统“卍”字不到头的吉祥纹样。这种“洋材料(cáiliào)、中纹样”的处理方式，展现华侨对异域材料的创造性运用。这些铸铁构件(gòujiàn)在泉州潮湿的海洋性气候中历经百年而不锈(bùxiù)，工艺水平令人叹服。

南安眉山乡的李功藏故居以其(qí)精美的彩色玻璃窗(bōlíchuāng)闻名。这些玻璃全部从(cóng)新加坡进口，图案却描绘着“郭子仪拜寿”等中国(zhōngguó)传统故事。阳光透过彩玻照射进来，在地面上投下斑斓的光影，为闽南大厝增添了几分梦幻(mènghuàn)色彩。李功藏特意要求工匠将故事情节按照中国传统年画构图进行设计，实现了中西艺术表现形式的完美融合。

鲤城区“九十九间(jiān)”以“中轴对称、多层进深”为特色

晋江金井镇的洲紫新筑建于1915年(nián)，砖雕艺术达到了(le)新高度。据晋江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调研，这座号称“九十九间”的大型(dàxíng)建筑群，其门楣砖雕将《三国演义》故事场景与荷兰风车图案并列，形成独特的“东文西景”装饰体系。工匠(gōngjiàng)采用深浅浮雕结合的技法，使画面呈现出近乎绘画般的(bānde)层次感，这种创新手法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。

每一座华侨(huáqiáo)民居都是一部浓缩的华侨史，记录着华侨先辈艰苦奋斗(jiānkǔfèndòu)、爱国爱乡的感人故事。

鲤城区的林基灶洋楼保存着一份珍贵(zhēnguì)的历史文件——1913年孙中山先生亲笔签发的“三等有功章”奖状(jiǎngzhuàng)。据福建省档案馆的文献记载，林基灶先生作为菲律宾林氏宗亲会(zōngqīnhuì)首任会长(huìzhǎng)，积极支持(jījízhīchí)辛亥革命。他创办的昆山、德丰布袋厂表面上是普通企业，实为同盟会在南洋的重要联络点，为革命事业(shìyè)输送了大量资金和物资。这份奖状见证了华侨对祖国革命事业的贡献。

晋江龙湖镇福林村(cūn)的许经语古厝中(zhōng)，发现了一张1937年发行的救国公债(gōngzhài)。根据史料记载，这张(zhèzhāng)由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签署的债券，票面金额虽仅“国币五元”，却有着沉甸甸的历史(lìshǐ)分量。抗战期间，华侨踊跃认购救国公债，许经语先生不仅自己购买，还积极动员侨胞捐款捐物。这张债券正是华侨赤子情怀的生动见证。

红砖上“一致抗战”铭记(míngjì)历史

南安石井镇的谢瑞生(xièruìshēng)故居记录了一段悲壮的抗战史。故居镜面墙上刻着“一致抗战”四个大字，笔力遒劲。厅堂中脊柱上镌刻着24言长联，记载1945年菲律宾华侨遭日军屠杀的惨剧。谢瑞生先生在(zài)“尸血枕藉中脱出就医”，幸存后特意在祖(zǔ)厝(cuò)刻下(kèxià)这些文字，将个人苦难升华为民族记忆。这些石刻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档案，更是进行爱国主义(àiguózhǔyì)教育的生动教材。

华侨民居还是海外游子寻根谒祖的(de)重要依据。10多年前，新加坡时任教育部长(jiàoyùbùzhǎng)傅海燕(hǎiyàn)女士在泉州侨务部门的帮助下，通过比对祖宅的建筑特征和族谱记载，最终确认(quèrèn)了位于通政巷的一座红砖古厝就是其祖籍地。傅海燕动情地说：“这些老房子是连接我们(wǒmen)与祖辈的桥梁，如果拆除了，回家的路就断了。”同样，永春蓬壶镇的一位华侨后裔，凭着奶奶“老家有座红砖楼，门前有棵大榕树”的描述，经过多方寻找，最终确认了祖宅位置。这些真实的故事(gùshì)，凸显了华侨民居在维系(wéixì)海外侨胞与故乡情感纽带中不可替代(tìdài)的作用。

活动当日，观众在互动(hùdòng)环节踊跃发言。有的听众结合华侨爱国爱乡精神与现代保护实践(shíjiàn)，分享自己的观点；有的则以祖母盖房、亲戚捐店等真实事例(shìlì)，串联起华侨爱国爱乡的动人故事。

侨乡(qiáoxiāng)文化传承与精神守望

“华侨(huáqiáo)古民居不仅是红砖白石的建筑实体，更是泉州人下南洋的历史见证与精神载体。”泉州市政协常委(chángwěi)、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张文卫在活动中表示。华侨古民居的意义蕴含多重维度。在物质层面，这些建筑融合中外特色，既有(jìyǒu)闽南传统的红砖白石、雕梁画栋(diāoliánghuàdòng)，又吸收了南洋及西方(xīfāng)的建筑材料与设计风格，“中山路不少店铺(diànpù)的骑楼样式，就是这种文化融合的典型。”

从文化层面看，古民居是多元文化的(de)集合体。“名人的书法题刻与西方装饰元素并存，彰显华侨(huáqiáo)‘根在(gēnzài)泉州，放眼世界’的文化胸怀。”张文卫认为，建筑中蕴含的爱国爱乡精神尤为珍贵：“从辛亥革命到抗战时期，再到社会主义(shèhuìzhǔyì)建设，许多华侨有的捐建(juānjiàn)学校、医院，有的设立教育基金，将‘耕读传家’的理念刻进建筑基因。”

针对古民居保护现状，张文卫介绍，泉州市正在实施“刺桐侨厝”保护利用三年专项行动，目前已征集1600多栋古民居名称，其中600多栋有详细资料可考。他认为(rènwéi)：“谈论华侨精神，其实(qíshí)是在谈论一种跨越时空(shíkōng)的文化坚守。希望通过对古民居的研究与保护，让爱国(àiguó)爱乡爱家的精神在新时代继续传承，这既是对侨乡历史(lìshǐ)的交代，也是对未来的承诺(chéngnuò)。”

华侨早年在民居(mínjū)拍摄的照片

讲座现场(xiànchǎng)，加拿大华人蔡慧楠分享家族与祖国的渊源时，言语间充满(chōngmǎn)感慨。

蔡慧楠讲述，他(tā)菲律宾的(de)亲戚曾在经济拮据时毅然卖掉(màidiào)店面，捐款支持家乡建设。“我们来自唐山，要(yào)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。” 这句朴实的话语，是祖辈对后辈的殷切叮嘱，更是刻在血脉里的桑梓情怀。他回忆起祖母当年在晋江购置两亩土地建房的往事(wǎngshì)：“700多块钱在当时(dāngshí)不是小数目，祖母说(shuō)不回来盖房就死不瞑目。”如今，那栋拥有(yōngyǒu)8间主房、20余间厢房的建筑，虽(suī)部分房间空置，仍是家族根系的实物见证。他还提及一位晋江华侨的故事：20世纪80年代，他经常凌晨4点起床洗厕所、捡(jiǎn)垃圾，将他人丢弃的衣物洗净后带回给亲戚，“这样的事当时很常见，如今虽不再需要，但那份心始终未变。”蔡慧楠感慨道：“他们或许在异国生活，但根永远在唐山。”